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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什么是历史

王雷:什么是历史

  遥不可及的不是多年之后,而是今天以前,因为明天将如期而至,昨天却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今天不会凭空从天而降,只有昨天成为过去,今天才会来临,而且昨天一旦消逝,今天自然而然便出现在我们眼前。 “今天”在某种意义上无疑就是“昨天”的遗产,因此过去不免留存于现在之中。当我们面对现实,需要寻求各种问题的应对之策,首先应当理解现实,而理解现实的最佳途径,甚至可能唯一的途径就是回到过去,所以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历史。

  但是过去并非历史。过去只有一个,而我们看到的历史不免杂乱无章。根据同一事实可能得到截然相反的结论,这个事实的成因同样众说纷纭,以至于每一个时期看起来历史完全不同,真相总是扑朔迷离。柯文说道:“不是历史学家的人有时以为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可是历史学家应该知道并非如此。当然事实俱在,但它们数量无穷,照例沉默不语,即使一旦开口又往往相互矛盾,甚至无法理解。”过去成就了历史学家,然后历史学家“创造”了历史。

  历史学家通过纷乱杂陈的史料史迹发现历史,并且向世人证明过去的历史就是这样,他们在试图诠释现实时已经假设历史进程中一系列状态的必然性,研究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在留存的史料与史迹中找到蛛丝马迹,从中推断出某个结论,以证实所有史实事出有因,进而总结历史演进的一般规律。当人们面对现实问题,希望避免重蹈覆辙时,自然会从消除可能出现的成因来避免他们不愿意看见的结局, 这就是以史为鉴、古为今用,此时人们已经不自觉地认为,如果他们不采取某种行动,那么历史将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学习历史的人,常常带有隐晦的目的。

  吴思先生把历史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已经发生过的全部的历史事实,即客观历史。这是“历史一”;第二种历史是对历史的描述和记载,即后人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的陈述。这是“历史二”;第三种历史是学者选取其中的一部分历史记载作为史料,撰写关于历史的作品,创造各种历史。这是“历史三”。可以断定,历史学家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就是某个历史时刻有人作出一个决定,并由此作出某种行为,但是我们无法复原历史的原貌,我们只能看到历史二即对历史的记载和描述。历史学家所了解的过去的事实只能是全部事实的一小部分,经过遴选的这一部分事实尽管可能是重中之重,却未必是后来一系列事实出现的决定性因素,学者们在不断挖掘历史事实的过程中,经常发现有些事实足以推翻曾经不容置疑的结论。

  史料不可能记录过去某一时刻的所有细节,记载总是有选择的,历史记载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原貌,但不可能等于原貌。“历史二”是人为的结果,必定带有主观成分,筛选的原则千奇百怪,大量的看似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被无意识地忽略,很可能正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转折。当然,致使历史研究误入歧途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历史记载中对于事实有意识的隐瞒、歪曲和捏造,顾准在对史官文化的研究中窥见了其中端倪,春秋战国时期,齐太史兄弟就曾前仆后继写下“崔杼弑其君”,大约唐代以来,已经难以找到完全真实的史料。对事实有意识的歪曲和篡改不仅表现在历史记载中,更表现在“历史三”无视“历史二”的存在而任意杜撰“历史一”, 这个现象在中国现代史上曾经一度登峰造极。

  除了极少数历史学家和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家之外,寻常人等不外乎通过“历史三”获得对于历史的认知,从客观存在的唯一的“历史一”到五花八门的“历史三”,我们在不同的时代看到了截然不同的历史,也在同一时间段读到历史的不同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史变得精彩纷呈,它们可能真实或者接近真实,也可能已经面目全非。在一个角度看来具有积极意义的事件在另一种视野里可能徒具消极意义,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周期性王朝更替的外在成因,历代农民起义一度被赋予革命色彩,这种历史观后来遭到彻底颠覆,周而复始的王朝更替被视作“周期性的破坏”; 一个历史人物在有些人心目中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也许就是彻头彻尾的罪人。目光停留在某个历史时刻,或者以 整体的视野观察一起事件通常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猜想吴思先生 “三种历史” 的灵感源自于波普尔“三种世界”理论,属于物质事物的世界称作“世界1”,“世界2”指我们的经历的世界,尤其是人的经历的世界,“世界3”是指人类心灵的客观产物的世界,即世界2的人类部分的产物的世界。唯物主义者认为“世界1”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是无差异的,正如“历史一”一样,真相独一无二;经历的和无意识的心理事件所构成的心理的“世界2”导致个体所认识的“世界1”出现差异;“世界3”的非物质(和非意识)方面对我们的意识具有影响,并通过我们的意识对物质世界即“世界1”具有影响,其中作为意识的“世界2”在从抽象问题到“世界1”的因果链条中充当着重要角色。现在我们认识到“世界1”并不是一成不变,人类在认识世界的同时改变了世界,历史学家所创造的“历史三”同样改变了历史,“历史二”就是他们改变历史的桥梁。带有明确目的的历史研究过滤了部分历史,他们不是旨在解答各种史料中相互矛盾的记载,而仅仅完成了“历史二”的选择性解读,在中国,长期以来历史表现出一种“遮敝式呈现”,目的就是让人们进行选择性解读。

  轻信“历史二”和对“历史二”的选择性解读直接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面目全非,如果说轻信“历史二”是由于观察者浮躁或者带着滤镜的效果, 那么对“历史二”有意识进行选择性解读的目的就昭然若揭。韦伯认为中国的史学缺乏修昔底德式就事论事的方式,或许就是我们看不清历史的根本原因所在,真正的史学应当纯粹为了了解历史而研究历史,不问善恶、不问对错,不加任何道德判断,只是执着地追问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准确地说,事实上并没有历史,而只有传记”。爱默生这句话的意义是:没有人能够掌握全面真实的“历史一”,他们所知充其量不过是“历史二”而已。对于一种“历史二”的选择性坚信源于自身的信念,唯物史观对“历史三”的膜拜让历史成为了他们的宗教,目的在于“控制”,“谁控制过去就控制现在,谁控制现在就控制未来”,乔治?奥威尔这样写道。

  历史事实不可再现,因此“历史二”无法验证,没有人能够亲历历史,所谓的铁证如山有时不过是无稽之谈,人的亲身经历也常常是盲人摸象,假象常常充斥人们的视听,有些时候,臆想在人的意识里比真实世界更加真切无误;经历同一事件的人们看法未必决定一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历史在人的意象中变幻无穷,就像胡适的小姑娘,谁都可以刻意打扮,即便不去打扮,她照样女大十八变。小姑娘的真实面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别人看见的小姑娘是什么样子,她的素颜无关外在形象,雷戈说“对于历史来说,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历史本身并非既成事实,而是一个课题,需要不停地探索,历史研究是发现的过程。

  每一个时代的观察者都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历史存在于现实之中,或者说所谓“历史”实则就是现实生活,故而克罗齐直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伍德则断定“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660年和1760年对于今天的学者而言都是历史,但是1760年学者眼里的1660年和今天学者心目中的1660年必定不同,历史取决于陈述,能够被人感知的历史无非是历史事实的陈述,而陈述始终处于持续变化之中。

  人们认定的“事实”未必是真正的事实,至少不是全部事实。过去发生的事实不过是一连串的细节,其中的绝大部分事实早已淹没在时空之中,这些事实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却很有可能只是关联而已,未必就是因果关系。而“历史”呈现的通常都是宏大叙事,它所反映的核心往往是呈现“历史”之人的历史观。在福山那里,“历史”不是既成事实,也不是过去所发生每一事情的目录,而是分辨重要事件与非重要事件的意识性抽象化工作。

  真实的历史总是令人失望,真实的历史也常常让人无法理解,历史研究的奇诡之处在于我们以今天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去分析和评判历史,因此误读在所难免, 研究历史的过程是不断否定历史的过程,历史三经常在不断变化中令真实的历史显得扑朔迷离。史实浩如烟海,照例沉默不语,后人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不断赋予历史事实以新的含义,一千年以后史学家如何看待今天,不是我们此时能够预料的。

  今天并不完全是由昨天决定,现在并非是以前能够彻底决定,历史决定论不过是一种奇谈怪论,历史事实确实符合某种规律,而这种规律却是历史的总结,试图通过历史发现未来必定贻笑大方,因为对于历史而言,未来根本就不存在。在“过去”之后,当下的现实毋宁说是由不断出现的新生事物所决定,它使历史产生“连续的断裂”,因此每一天、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史学不外乎分析和解释的学术,历史研究或许能发现历史进程暗藏的规律,却未必能确定这些规律得以存在的前提。

  以为通过总结历史能够窥见未来,无非是理想主义空穴来风的自信,他们凭借意志与权力一定程度上操控了社会实验,由此滋生出永恒的信念。知识无疑有助于我们了解世界,然而知识本身具有特殊的属性:掌握的越多,未知的也越多。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开始,自然科学逐渐对历史观产生深远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至今盛行就是这一过程的后遗症。误认为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可以随意简化,并且断言一个事件是某些因素的必然结局,其后果很可能是书写一段人造的历史,罗素对此不屑一顾:寻求历史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科学。

  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裂隙,曾由阿伦特以“传统”进行填补,她借用勒内·夏尔的话“留给我们的珍宝没有遗言”来描述突变情形情形下“传统”至关重要作用,“珍宝不是由于历史遭际和现实困难而丧失的,而是由于失去了预见它((突变)的出现或实在性的传统而丧失的”。因为失去传统,因而失去了人为的连续性。除了传统之外,或许还有文化,传统是既定的,文化则时刻变化着,变幻莫测的文化或多或少影响着未来的走向。

  历史也是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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